省属监管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调处工作情况通报

  • 索引号:430S00027/2011-00034
  • 题裁分类:
  • 发布机构: 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发文日期: 2011-09-19 11:40
  • 名称: 省属监管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调处工作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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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依法协调企业法律纠纷的水平,完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防控、处理和备案制度,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省国资委出台了《湖南省省属监管企业法律事务及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暂行办法》(湘国资法规[2005]79号)。现将按照这一《办法》的有关规定,由省国资委协调处理案件的有关情况作如下介绍:
  一、案件调处基本情况及主要特点
  省国资委成立两年多来,共收到监管企业请求调处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23件,直接涉案金额4.79亿元。经过省国资委和有关企业的共同努力,在其他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下,一批对监管企业影响严重,涉案标的巨大案件得以妥善解决或正在解决,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所调处案件的主要特点是:
  (一)标的较大。调处的23件案件中,涉案金额上千万的7件,占案件总数的30.4%。如最近长沙建机院、浦沅集团上报的与省机电公司货款担保一案涉案金额达1.75亿元;湘铝公司技术秘密失窃案中,仅引进技术及再投入的资金就达8500万元;泰格林纸因岳阳城陵矶港务公司贷款被信达资产公司起诉案件,涉及贷款金额本息近3000万元。
  (二)涉及银行贷款案件数量及金额较多。据统计,23件案件中与银行贷款有关的案件7件,涉案金额35028.2万元,占23件案件总金额的73.2%
  (三)历史遗留问题居多。23件案件中,大部分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企业在改革改制过程中逐步显现,有的是企业在兼并、重组其他企业过程中由被兼并重组企业的老案件引发。如国立投资(前身为湖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2年的贷款执行案件;建工集团所追讨的工程款案件是在1996年发生的。
  (四)不属于省国资委调处的案件比例较高。2005年4月省国资委印发了《湖南省省属监管企业法律事务及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了属于省国资委出面协调的案件范围。监管企业上报的23件案件中,有8件(占34.8%)不属于省国资委协调范围,应由企业自主处理。如有个企业上报案件标的只有6000元;有的案件属于欠债还钱的老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没必要,也难以通过协调能解决的。
  (五)某些案件受到不正当干预或阻挠。如白沙煤电集团被个体私采小煤窑起诉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因受到当地严重不正当行政干预,案件经过五审,最终被判败诉。
  二、案件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内部原因
  一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企业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没有充分意识到加强企业法制建设对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的重要性,因此对企业法制建设工作还不自觉、不主动。没有建立科学、规范的法律事务工作制度以及工作流程,没有或尚未明确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范围、程序和工作时限等。某些企业的法律人员扮演的是“救火队员”角色,主要工作是清收货款和应付诉讼,同时又受地位与级别限制,无法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即便参加也是相当有限,无法发挥“预警员”的作用。有些企业法律事务工作量大,但法律人员的待遇却很低,工作积极性不高。
  二是企业法制建设基础工作比较薄弱。据统计,目前监管企业中尚有20多家没有设置法律事务机构,有的虽然设置了法律事务机构,但放在办公室或审计监察等部门,作为二级机构对待;监管企业共有法律事务工作人员142人,平均每家企业只有2.7人,而且法律事务工作人员的分布多寡不均,有25家企业(占总数的50%)没有或只有1名法律事务工作人员。同时还存在法律顾问专业素质不高、法律后备人才不足等问题,根本无法正常开展法律事务工作,应对法律风险。
  三是企业领导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责任不清。总体上,企业依法决策、依法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还未完全确立,崇尚法治和追求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尚未真正形成。有的企业经营者对决策中的法律风险疏于防范,有的甚至为一己之利放任风险,滥用决策权,造成资产损失或者形成潜在资产风险。
  四是法律顾问职责不到位,法律审核把关制度不严。有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不健全,有的企业虽有内部法律顾问,但在一些重大经营决策、重大合同签定、对外投资以及改革改制等工作中缺少法律工作人员的事前参与,缺乏严格而明确的法律审核工作程序。一方面,有些企业未按照现代法治模式,整章建制,制定和完善公司的法律事务、合同、印章等一整套内部管理制度,未建立资产重组、资本经营、对外投资等重大经营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等。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管理的规章制度执行力不够,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导致企业经营管理中法律审核把关不严,案件频发。
  (二)外部原因
  一是立法规定不明确,企业难以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立法体系还不完善,还存在着立法滞后、多头立法、部门立法和推诿扯皮等现象,客观上增加了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难度和成本。如某些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不一致,有些部委在制定规章时各自从本部门的利益考虑问题,造成文件与文件打架等。由于政策法规不配套,企业无端受损失。
  二是行政不正当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使企业受到较大损失。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把国有企业当成“揩油”的对象,在省属国有企业与当地企业发生法律纠纷后,干预法院的判决和执行,使省属国企遭到不公正对待,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如刚才提到的案例。同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司法环境总体不佳,法院办理人情案、关系案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案件的协调处理工作增加了难度。
  三、监管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发生趋势预测
  (一)涉外案件将逐步增加,涉及范围越来越广。随着企业的做强做大,我省一些重点骨干企业正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涉外投资、涉外合同、海外上市将不断增多,企业的经营行为越来越多的受到境外法律和当地政策的影响。此外,WTO的各项协定也将全面适用于国内的经济行为。因此,今后涉外法律纠纷案件将越来越多,而且案情复杂,标的额和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二)金融债权债务诉讼将呈上升趋势。国有商业银行相继改制重组,加快了不良贷款处理和回收力度,因此,企业与金融债权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此外,过去企业习惯于将银行的诉讼纠纷报请政府部门协调解决,今后更多的是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解决。
  (三)企业劳资纠纷有增加趋势。一方面,市场需求强,企业待遇难以达到劳动者预期,有关人员特别是专业人才大量“跳槽”,有可能因技术或商业秘密外泄、客户资料流失,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盈利水平等原因发生法律纠纷。另一方面,随着对《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职工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将不断增强,如果企业不及时建立和完善劳动用工制度,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就有可能因工资、社会保险、安全保障等原因发生法律纠纷。
  (四)企业知识产权纠纷将日趋复杂和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展开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竞争,企业间因知识产权发生纠纷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例如有些企业遇到的因版权纠纷被国外竞争对手在招标地起诉,表现了国外公司利用知识产权,由在我国国内的“跑马圈地”发展到在国外对我国企业实行“围堵封杀”的严酷现实。此外,知识产权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对我们的企业如何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效防止技术秘密被泄露、商标被抢注或假冒等侵权纠纷的避免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涉及企业改制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案件将明显增加。新《公司法》、《证券法》对公司治理、股东出资、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上市公司重大信息披露等公司行为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进一步加快了上市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全流通的步伐,国家法律政策对公司监管将越来越严格,过去企业习惯的一些不规范做法很可能引发重大诉讼,如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信息披露不真实等等。
  四、下一步工作应把握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进一步加强以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
  以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然产物,从它的出现到现在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英文简称ACC)1982年在美国华盛顿成立,在47个国家拥有超过16000名会员,来自全球近7000家企业和私人组织。《财富》杂志排列500强企业的前100强中有97户是其成员。ACC目前有45个分会和12个委员会,我国于2000年正式加入该组织。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美国48%、英国29%、西欧发达国家21%以上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都设立了总法律顾问。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大公司,如美国波音公司、通用电气公司、IBM公司、微软公司,荷兰菲利普公司,英国BP(石油)公司等,都普遍设置了总法律顾问。同时,还有一支专门的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制度队伍,如美国通用有800多人,法国埃尔夫石油有500多人,德国西门子有400多人。外国老板到中国谈生意,总是带两个人,一个是打算盘的,要算效益,算成本,叫财务总监;另一个是抠条文的,要法律把关,叫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制度在防范企业法律风险,避免案件发生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在协调处理重大纠纷案件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是总法律顾问属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企业内部有更多有利条件协调处理案件;二是总法律顾问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和良好的社会司法资源;三是建立了总法律顾问制度的企业往往都有一个高素质的法律顾问团队,能够为案件处理提供更加专业化和系统化的服务。就目前我们某些已建立了总法律顾问制度的企业处理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实际情况看,总法律顾问的各类优势体现得比较明显,案件处理的力度大、效率高。
  (二)认真贯彻湘国资法规[2005]79号文件规定。
  监管企业应研究和建立法律纠纷案件预警机制,定期对企业系统内发生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进行认真的排查和总结,加强案件管理。各企业要按照湘国资法规[2005]79号文件的规定,通过做好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备案工作,定期对本企业及其所属子企业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发案原因、救济措施、处理结果和经验教训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完善防范措施,提高本企业依法独立处理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能力,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国有资产安全。这里,有必要重申的是,按照湘国资法规[2005]79号文件的规定,由省国资委出面协调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是四类案件,即“政策法规不完善或相关规定不一致的,缺乏现行立法规定、法律依据不充分或法律规定不明确;受到外界严重的不正当干预;省属监管企业之间发生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属于子企业的案件应当先由母企业协调处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省国资委调处的力度和手段也是有限的。企业没必要将本不属于省国资委或省国资委根本无法协调处理的案件报上来。
  (三)争取各级司法机关和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实践证明,在重大案件协调处理方面,如果有法院等司法机关的理解与支持,案件的处理和解决力度将会增大。至目前,省国资委在协调案件过程中,向法院和有关单位去函共计10件,占案件总数的43.5%,大部分引起了有关司法机关或监督机关的高度重视。最近,国务院国资委通过与最高法院协调,促使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处理中央企业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的通知》(法[2006]121号)对涉及中央企业案件作了一些特殊规定,但因其内容涉及当事人平等诉讼权利和世贸组织对我国的审议问题,该《通知》属于秘密件,省国资委没有转发。下一步,省国资委在这方面将加大与省高院的联系,拟与省高院建立案件纠纷处理联动机制,加大对国有资产的法律保护。
  (四)有效利用社会行业组织,注重选聘适合案情的律师。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及我国加入WTO后企业竞争环境的变化,大型国有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经营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会越来越多,所涉及的法律门类也越来越专业化。由于企业内部法律事务工作人员力量有限,同时有些律师的社会资源也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我们在处理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过程中应根据所遇到的具体法律问题,聘用专业社会律师,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资源为企业服务。在省国资委调处的案件中,我们感到,有些案件企业没有充分发挥外聘律师的应有作用,律师工作仅局限于开庭和接收法律文书等方面,在与法院和其他单位协调沟通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今后,省国资委调处案件应主要体现在整体上和宏观上,对具体案件调处的角色应当淡化,案件调处的具体工作主要应由企业和外聘律师完成。同时,省国资委也将抓紧与律师协会等行业组织联系沟通,监督律师事务所提高服务质量,探索建立省属监管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专家咨询、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评价等制度。